陈光诚是中国山东临沂的一个盲人，关于他的话题在国际国内已经热闹了几年。最近，因为陈光诚离开临沂老家，进出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又起波澜，甚至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敏感点。这样也好，原来遮遮掩掩，现在可以敞开点说了。为陈光诚之事，媒体多次给我打电话，我都拒绝发表意见。在这里统一说一下。很多讨论陈光诚事件都借此讨论中美关系，都在国家层面、国际关系层面上说的很大，而我更想说说陈光诚这个人，我们不该忽视他。
陈光诚祖辈都在山东临沂，陈家在当地有点影响。现在有很多文学作品喜欢描述一个家族的历史风云、百年变迁之类，事实上，陈光诚家在临沂生活居住多年，陈氏家族与当地村民也有漫长而复杂的关系。例如，陈光诚祖辈中有人曾经因在当地的刑事犯罪被民国政府判处死刑，至今还有当地人为此而声讨陈家；陈光诚的父辈中有人当了共产党干部，当地现在还有人说陈家在村里靠着干部背景搞特权等。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用这种陈年旧事来证明陈光诚本人就是坏人或好人。事实上，我觉得陈光诚从小就值得同情。
陈光诚并不是天生盲人，而是小时候突然因病致盲。将心比心，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不幸，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家人，如何面对这样的突变，都是难题。陈光诚兄弟不少，他最小，因此，家长和兄长疼爱这个横遭不幸的小弟也就可以理解。陈光诚本人因此而特别要强，或者产生一些过于自我保护、自尊心过于敏感、生怕受伤害的心理，我认为也很正常。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乡村文化背景和陈光诚的个人遭遇，形成了陈光诚乃至陈家与当地一言难尽的关系，要理清头绪，短时间里亦非易事。与村民聊起陈光诚，任何一件事，不同的村民都能扯出很远的历史、不同细节的切入点。简单说，陈家在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子里，与村民们形成了复杂的恩怨关系。
恩怨交织、矛盾频生，这几乎是中国任何一个人际关系密切而复杂的乡村社会的必然。城市生活有时因为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能够避免在此类问题上花费更多精力，也算一个清静。但中国共生、共存、共依的乡村的确有很多现代城市生活难以理解的复杂性。本来，有矛盾很正常，传统的乡村社会自有一套解决此类矛盾的规则和机制。与陈光诚相关的某些矛盾，有时也会引出个人与基层管理、地方政府的矛盾，这也没什么大不了。首先，所有地方，此类矛盾都很常见，只要有心解决就行。其次，山东临沂这几年发展不错，老区民众还有较为朴实的观念，解决矛盾的动力远远大于激化矛盾的倾向。因此，陈光诚与村民乃至与基层政府的矛盾，暂且不论双方是非，在乡村规则和地方政府层面，都有解决的渠道。有些矛盾超出了乡村基层的调节范畴，例如计划生育问题，这与国家政策有关，不是乡村自身能够解决的。如果把这种矛盾与原有的复杂人际关系交织在一起，不仅不能解决此类矛盾，只会激化原有矛盾。
陈光诚的问题在于，当他间断地离开乡村，浮光掠影地接触了另外一套解决矛盾的理论和方式。很多离开乡村进城的昔日农民都有此遭遇。然而，一般人如果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会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选择。陈光诚则不同，他因为是盲人而显得身份突出，它与当地乡村的某些矛盾又具有普遍性，于是，陈光诚遭遇了很多同样状况的人所没有的经历——有人发现了陈光诚，便以物质利益为诱饵，鼓励陈光诚将矛盾导向唯一的方向。因此，当陈光诚又回到村里，他的处境变得非常奇怪：他试图用一知半解的国际规则来解决乡村矛盾。有人也许会说，国际规则是先进的，乡村规则是落后的。即便如此，首先，改变乡村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要有个过程；其次，陈光诚所认定的国际规则，由于外部力量的金钱引导，使得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发生变味：它并不在乎矛盾的解决，而在乎将矛盾引向国家体制层面的政治冲突。于是，本可以在乡村解决的矛盾，由于外部势力的故意刺激而引发陈光诚的激烈与强硬，水涨船高地导致双方轮番强硬，使得矛盾未能缓解而趋向激化。
这是我认为陈光诚第二个值得同情的地方。陈光诚受教育程度并不高，视觉障碍妨碍了他系统全面的学习，视觉障碍以及乡村关系导致的性格因素，使得他对矛盾的解决有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外部势力用大笔金钱引诱他所导致的结果是，在不全面的认知状态下，陈光诚与乡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只剩下唯一的解决方式。这个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陈光诚高度个人化的方式。我们也许可以说他偏执或冲动，但事实上，这也是外部势力所希望的将矛盾普遍化、政治化的结果。又因为金钱和外部荣誉的引导，以及陈光诚本人的认知不足，在陈光诚那里，他只以为那是对他个人有利的方式，而认识不到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全国政治性问题。例如，稍微不符合陈光诚本意的解决方案，他就认为那是对他的歧视和不公，而没有意识到，他在某个时段被炒作，是因为他在此时已经成为茉莉花革命的工具，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陈光诚也没有意识到，他在另一些时段里被拿起来，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海外反华势力鼓动骚乱、鼓动颠覆的棋子。
陈光诚很不幸地被中国的敌对势力利用了，成为敌对势力在中国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对于其他人，这种利用更多是互相的、自愿的，因而不值得同情。但陈光诚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我对他感到同情的原因。陈光诚并不清楚自己是被别人的其他目的所利用，只以为别人是为了帮助他实现个人权益。他过于敏感和倔强的性格，使得他与乡村的矛盾彻底激化，变成国家体制层面的交锋，或者是陈光诚个人误认为只有超越国家才能解决。例如，陈光诚曾对我说：他希望联合国来调查并解决他的问题。从中也可看出，陈光诚在外部势力的误导下，把他与山东乡村的个人矛盾当成了利比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使得本来有可能解决的小问题失去了所有解决的可能性。那些以改变中国体制为目标的外部势力以及国内代理人，如此利用和耍弄一个盲人，于心何忍？我与一些盲人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他们很多人愿意同我聊天，或说说心里话，其中，有些盲人还是“成功”人士。我认为，盲人心理与常人很不相同，盲人知识结构也普遍不如正常人，他们自我意识更敏感，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因而显得更加脆弱。社会应给他们提供不同于常人的方便，这没错，也适用于陈光诚。但是，在盲人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将他推入政治漩涡，在我看来是很不人道的残忍之举，而这正是某些外部势力连带国内崇洋媚外“公知”所做的。他们害了陈光诚，使得中国乡村乃至地方政府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都不可能实现，在陈光诚被外部势力误导的意识中，都成为对他的再次迫害。例如，去年我见到陈光诚时，曾经建议他到医院全面检查健康状况，但他拒绝了。他认为那会成为对他的迫害，甚至可能使他有生命危险。我意识到，与盲人陈光诚的交流、沟通，直到取得信任，要有极大的耐心。把陈光诚推入政治漩涡的行为，至少对于陈光诚本人是极不负责任的。
最近，陈光诚进出美国驻华大使馆，使我对陈光诚再次感到深深的同情。在某种意识形态不负责任的片面灌输下，陈光诚认为中国是他的地狱，美国是他的天堂，只有到了美国，他的问题才能解决，而且他相信美国一定会热情帮助他。事实呢？我去年与陈光诚交谈了半小时，已经意识到与他交流的困难。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也许可以灵活采用很多其他交流方式，例如当头棒喝、不愤不启等。但对于陈光诚，我认为极大的耐心是唯一的方法。我相信，骆家辉先生已经体会到与陈光诚交流的难度，因为，盲人有较强的自我封闭性。当某种政治势力把某人当成被利用的工具，为了使这个工具发挥良好的作用，也需要这个“工具”的配合。然而，就陈光诚的现实条件来说，要让他自觉地配合，实际上很有难度。于是，拿陈光诚的陈年旧事敲打中国时无成本的便利，到了与陈光诚面对面时，美国人便发现，很难让陈光诚在未来高度配合美国的政治意图。于是，陈光诚在美国人那里的未来价值大为减弱；于是，美国人不愿意收留他了。因为陈光诚由于认知和性格等原因，即便继续成为美国政治的工具，也将是一件很不称手的工具，难以实现低成本且高效，很有可能只是高成本而低效，甚至无效。于是，美国人宣布陈光诚“自行离开”。于是，对美国和国际规则满怀期待的陈光诚感到被抛弃。这是我对陈光诚深感同情的第三个原因——你们欺骗了他，让他对你们充满了希望，你们却抛弃了他。你们自私的政治图谋激发了他的幻想，又被你们自私的冷漠无情地扑灭。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也许能就此认清你们的本质，但是，对于一个残障人士，他也许难以在短时间里彻底认清你们的本质，他甚至不会像正常人一样，在发现被欺骗后深深地懊恼与悲哀，他对你们的幻想不容易彻底破灭，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说一个故事。某天，路上来了一辆汽车。汽车停下后，车内扔出一条狗。汽车又开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个月，这条狗一直守在被扔下的地方，它只靠路人的一点施舍过活，翘首望着路上过往的车辆。小狗希望它的主人会回来接走它。它也许还在回忆过去与主人的亲密，它也许不相信主人已经彻底地抛弃了它，它还坚守着它的忠诚，一个被背叛和抛弃的忠诚，一直到死。这个故事说的是狗，我不希望它成为人的故事。但事实上，把陈光诚当成工具利用的那些势力，某种程度上的确没有把陈光诚当成一个真正的人，只是把他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为此，我对盲人陈光诚感到无比的同情。又因为他难以摆脱你们将他推入的政治漩涡而感到无奈。我认为，陈光诚一切问题的解决只有靠中国，而你们却让陈光诚误以为只有靠你们才能解决，从而使他很长时间里失去了与中国共同解决问题的愿望和机会。你们误导了他，当他来到你们面前，你们虚伪地表演了一把高尚，让他依旧带着中国无法解决他的问题的国际思维，又残忍地把他扔给了中国，你们把一个弱势的盲人当成了一条无用的、不再喜欢的狗。你们当初把他当成政治工具是残忍的，如今把他抛弃，是更加残忍的。而陈光诚本人对此也许还没有清醒地认识，还没有彻底看清你们的残忍，还对你们抱有残障人士特有的幻想，这也许将成为他难以摆脱的悲剧。我同样痛恨配合美国欺骗陈光诚的国内势力，你们把一个本可以调解的矛盾，利用盲人的认知不足和性格缺陷，推到了高度激化的极端。你们关心的并不是陈光诚本人，只是你们自己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