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陈光诚事件

    随着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第88次航班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全球关注的陈光诚事件就此划上句号。陈光诚虽然只不过是山东临沂一位村民，但却几年来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一直做为向中国施压和交涉的话题。最终此事件以震动世界的方式走向尾声：他在其支持者的帮助下，摆脱地方政府的非法软禁，来到北京并进入美国大使馆。由于中美国两国在全球的地位和份量：GDP占全球三分之一，贸易额占全球五分之一，顿时轰动全球。此事件也立即影响到中美随后就要举行的每年一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还引发西方媒体兵扑天盖地般的报道。

    陈光诚事件令中美双方都十分难堪，又不得不谨小慎微的全力处理。一向以公开透明自诩的美国，其白宫发言人却在记者会上八度拒绝回答记者提问，就是负责外交事物的国务卿希拉里、总统奥巴马都讳言莫深，甚至提都不提陈光诚之名。正如旅居美国的著名异议人士曹长青所称的：中国是第一大输家，美国是第二大输家，中共是输家，奥巴马也是输家。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起事件不仅相当程度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令中国投入巨资进入的“大外宣”战略的努力严重受挫，也必然在中美博弈过程中付出代价。做为中国人，不管是什么立场，是从人权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巧合的是，美国官员也声称这是一起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事件，也同样不希望再次发生。

    事到如今，只能吸取教训，亡羊补牢。 客观来讲，陈光诚事件是他本人、地方政府、西方势力多种力量合力之下发生的，任何一方都有责任----尽管责任的权重并不相同。

    陈光诚事件被西方如此关注，有几个特殊因素：他是盲人，易引发同情。另外临沂地方当局的做法过于野蛮，引发众怒。

    除此之外，此事件的产生应该和如下几个原因有关：

    一是陈光诚的维权和国内其他维权事件不同。他并非自已利益受到损害，才起来维权，而是属于打抱不平。但在地方政府来看，就属于多管闲事。这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回应失去分寸。

    二是陈光诚的个人性格。从这次他进出美国大使馆的表现来看，可以认为他的性格多变，而且对人情世故知之甚少。他在美方多次确认的情况下，自行走出美国使馆，但几小时后就改变主意。他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说想亲吻她。随后改口说是要见她。但后来又再改口，承认口误，并道歉。尽管他得益于美国的救助，但却出语指责美国骗了他，诱导和强迫他离开，令美国政府在全球一片被动，备受指责，美国百姓甚至到白宫前抗议。当然不久之后，陈光诚又再度变口，承认自己是自愿离开使馆----这哪像一个律师？

    这种得了别人帮助随后就背叛的性格，一般很难令人接受。陈光诚曾多次维权获得成功（如外地盲人在北京免费乘地铁），并于2003年获得临沂十大新闻人物称号。应该说地方政府起初对他是尊重和照顾的。但随后他就针对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上的粗暴做法，这很易引发地方政府的不满，认为是“恩将仇报”----这就如同现实中，如果你帮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但不感恩，随后却因为和他无关的事件向你发难，你将做何种反应，不难想像。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对他采取了许多激烈的手段。

    三是事涉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国策，而且临沂做为山东省第一人口大市，一千多万人，计划生育压力很大。由于传统和现实经济因素，计划生育的难度可列各项政策之首，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对此实行一票否决制。而要落实计划生育，除了经济、行政手段即交纳社会扶养费、开除公职，就只有强制性手段。而在执行过程中，各种极端的现象不可避免。客观来讲，这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所必然导致的。所以，当中国的新富阶层违反计划生育拥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时候，往往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如著名运动员田亮，其实他的第二个孩子是在香港出生，自动拥有香港身份，香港也并不实行计划生育，但依然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官方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报道文章，促请陕西调查。

    陈光诚本人已有两个孩子，但却把维权行为伸进计划生育领域，自然更触怒地方政府。更奇特的是，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名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以显示中国的不公平，但却对陈光诚拥有两个孩子的事实从不做什么文章。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计划生育在全球日益具有正当性。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发出警告，由于地球人口过多，无止境开发，无节制消费已导致资源极度紧张，地球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基金会每两年发表一次报告。他们的报告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经过实地考察有充分证据的。报告在警告之余更指出：人口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地球的生态环境将继续恶化，最后导致完全失去平衡。正是由于临沂地方自认拥有充分的正当性，才对陈广诚的反对给予激烈的回应。
四是西方的介入。

    陈光诚此前的维权，都是在中国现行法制体系内进行的，所以也获得了成功。陈光诚初期维权成功之后，引起西方关注。2003年7月至8月，陈光诚夫妇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访问。 而陈光诚本人并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从美国使馆出来后的要求之一是到国内大学读书，但却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这其中的原因和学术水准无关，而只能是政治因素和国家利益。

    后来当他针对计划生育维权时，却不知何种原因“路径改变”，与西方媒体紧密。至此，他也从官方认可的维权英雄（2003年临沂十大新闻人物），变为“敌我矛盾”。2005年9月6日，陈光诚在北京与时代周刊记者讨论临沂的计生状况，下午即被山东警员抓走。随后就发生了被判刑四年、刑满释放后继续被软禁在家的事件。应该说，陈光诚此前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内维权都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他仍然要把临沂市的计生问题透露给西方媒体，是很难理解的，自然也不被临沂地方政府所接受。就是在西方国家，如果不通过本国而是依靠外国，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不管陈光诚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明明可以在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多次成功尝试之后仍然借助于西方，但我们显然明白西方支持陈光诚则是为了打击中国形象，谋取本国利益。最后把陈光诚变成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西方的动机，究竟是陈光诚不明白，还是明白后有意合作，不得而知，但后果则是一样。

    此后从计划生育问题开始一直到现在，西方一直深深的介入。应该说，正是由于事涉国策计划生育和西方介入，才导致临沂地方政府以各种严苛的手段对待陈光诚。而且等到事情成为国际事件，中央已无法再行补救，事件长期陷入僵局。毕竟，此时的陈光诚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维权事件，而是事涉计划生育国策和与西方的博弈了。

    西方出于以个人私利而支持陈光诚，就是国内的自由派人士也表示反对。南方报系的著名时评人笑蜀就投书《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为什么中国就不会听》，批评美国国会法案和国务卿希拉里的讲话可能在保护陈光诚的问题上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进而质疑：“对于美国政客的用心，我是难免带有疑问的”。认为政客考虑自己的利益多，而设身处地地为陈光诚考虑得少。言外之意政客利用陈光诚捞取政治资本。

    五是地方政府缺乏国际视野，不知今日中国做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一举一动均被高度关注。哪怕只是发生在最基层村这一级的事件，也同样会成为国际性大事件，而绝不仅仅只是某一地的事件。此前如温州钱云会事件、广东乌坎事件，都是如此。后来当国际媒体或者知名人士前往临沂受到粗暴对待，也都可从中找到一定原因。临沂地方当局的做法，只能起到将事态升级和扩大的反作用，于事无补，更对国家造成损害。

    六是地方政府法制意识缺乏，对陈光诚的处理经不起法律的检验。比如2006年8月18日，山东临沂沂南法院开庭审理，陈光诚被指控犯有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这次的庭审引发极大的争议：陈光诚的辩护律师张立辉以及陈光诚的妻子不被允许进入法庭；辩护律师许志永博士前一天晚上被沂南公安以偷窃为借口羁押，在陈光诚庭审结束后许志永才获释；法庭临时指派的两名辩护律师，没有为陈光诚做任何辩护；陈光诚明确拒绝法庭指派律师的情况下，法庭并不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休庭。

    2010年9月9日， 陈光诚出狱后，当地政府称陈光诚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此后即被软禁在家。陈光诚家被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手机屏蔽器、强光灯，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他家周围由数十人轮流把守，禁止外人来往，其生活用品只能由陈光诚的母亲带入，邻居若提供帮助即被威胁警告。在此期间，从各地前去看望的人士(其中包括女性和外籍记者)多次受到拦截、殴打、凌辱、抢劫和强制遣返。甚至新华社下属媒体记者石玉也遭到殴打、非法关押和公然抢劫。

    临沂地方政府这样的做法，就把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和一个基层发生的事件，上升成为全球关注的国际事件，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和相当的代价。

    为了避免陈光诚事件再度发生，各级政府一是应该想尽办法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避免把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更不能把基层事件上升为国际性事件，损害中国的形象和国家利益。二是即使矛盾已经成为敌我矛盾（比如当事人刻意对抗，主观积极地联合境外势力），也尽量用法律的手段进行解决，避免直接使用国家暴力机器。三是地方政府要提高政策水平，还要具有国际视野和相当的法制意识。中央政府也应该举一反三，对此事件妥善处理，令其不再发生。四是在强化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要明确反对把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做法。

    要想从根本上避免陈光诚的事件再度发生，不令西方再能以中国自己的事情做为博弈和谋取其国家利益的筹码，无论左、中、右都应该自我反思，而不是单方面的把责任推到某一方。既然西方我们无法改变，吸取教训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附: 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讲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唐文方先生文章

美国外交罕见的低级失误

美国前任国务卿（1982-1989）乔治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不光要有历史文化和经济实力，在外交上 也应该学会更加成熟。这次陈光诚事件，让人觉得这话今天要倒过来说，美国如果想要保住世界强国地位，不光要有经济军事实力，在外交上也要学会避免低级失 误。

美国犯了六大错误

美国对这次事件的处理，给人的感觉是办事情想不清前因后果，被人耍来耍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美国犯了以下六个错误：

第一是患了王立军后遗症。王立军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美国没有接受，将其“劝退”，结果奥巴马政府遭到国内政敌的攻击，指责他对中国太软弱。这次为了不让对手抓住把柄，而且面对的是美国喜欢的“人权斗士”，于是急于立功，草率行事，反过来让自己尴尬。

第二是用错了人。美国国务卿希拉莉把处理此事的重任交给了几个不称职的人，一个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另一个是负责人权事务的法律顾问高洪 柱，前者是日本问题专家，不懂中国，后者是韩裔，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长，对中国不敢说是一窍不通，但当然谈不上精通。还有美国大使骆家辉，曾任华盛顿州长 和商务部长，虽然是华人面孔，但是比美国白人还美国人，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工作，自然谈不上对中国的精通。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负责处理如此重大敏感的事 件，这几个人居然没有一个能说中文的。相反，中国负责谈判的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与美国打交道的时间长达30多年，英文流利，外交上熟门熟道，在谈 判中显然更胜一筹。看到这种差距，连《纽约时报》都自叹不如。

第三个错误更低级，可能是急于向奥巴马显示政绩，这几个外交官令人无法置 信地表现出思维上的混乱。如果刚开始就已经知道陈不想出国，美国使馆就不该派车去接他，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外交渠道（例如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呼吁保 障陈的权利。将陈接进大使馆弊大于利，除非陈要政治庇护，否则达不到任何政治目的，反而让他陷入困境，出来后也不好做人，这是没想清楚的第一步。

后来陈真的出来了，到北京朝阳医院就医，美国使馆只是从中国政府取得了口头承诺公正处理此事，居然没有书面协议，这是没想清楚的第二步。后来这几位外交 官争辩说当时没有时间，那是借口，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况且中国也想尽快在高层对话开始前解决问题。据说这两步错棋都是在高洪柱的建议下走的，堂堂耶鲁 大学法学院长，居然忘了签协议，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高估陈的理智　错估中国政治复杂性

第四个错误是高估了陈的理智， 没想到他会出尔反尔，变来变去。刚进使馆的几天，无论美国官员如何劝他申请政治庇护，他都不愿意，美国只好放人，到了朝阳医院，陈又说是在美国使馆的压力 下他才同意出来就医的，其实他还是很想去美国的。此话一出，立刻引起美国国内奥巴马政敌的一片哗然，指责为什么不给陈政治庇护，这让骆家辉里外不是人，很 恼火，但还得忍着气再去帮陈去美国，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与陈的谈判中高估了他情绪的稳定性。

第五是高估了陈去美国的重要性。陈的最终出走，美方认为是个胜利，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就说，他觉得陈在美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却卸下了一个包袱，因为中国知道，但凡这类人去了国外，很多人都改行了，有的甚至靠施舍度日。 据说陈要去纽约大学读法律，他要是能读下来并取得法学学位，自然会对中国的民主法制有好处，但他并无正规的学术训练，英文恐怕更不行，除非发给他一个名誉 学位，但那有什么用？

第六是错误认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先是过高估计了中共高层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性，认为不能过分刺激 中国政府，以免引起强硬派的反弹，结果在谈判中反而缩手缩脚，不敢得罪中国。另外，美国又过低估计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中央想做的事情，地方并不一 定去做，百姓常常越过地方，用中央来钳制地方，陈在他的录像中让温家宝处理地方官员，说明他也看出中央与地方的不一致。当他听说如果他不从美国使馆出来， 他的家属就会被送回山东老家，他就立刻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一旦送回去，中央政府就无法控制地方。这个谈判筹码，中国人能明白。美国人却没看出来，话又说回 来，如果美国人当初就看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可能就不会让陈进大使馆，上述第三个低级错误就可以避免。

陈光诚感情不稳定，是因为在地方受了太多年的压抑，美国处理问题的思维混乱，可能是因为过多顾及大选之年国内政治斗争的眼前利益，结果却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显示出在对华政策上的不成熟。